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秸秆禁烧,基层干部苦干又苦恼

发布日期:2015-10-21

  因秸秆禁烧工作不力,河南太康县几次被省政府约谈,并被罚2000万元。秸秆禁烧的治本之策在哪?一线干部怎么做怎么想?基层治理方式该如何转变?记者对此进行了走访。

  10月的一个深夜,河南太康县毛庄镇,主干道旁喇叭声响:“焚烧秸秆污染大气环境,禁烧秸秆……”

  地边,简易帐篷上挂着横幅——“黄郭村禁烧秸秆指挥部”。两名老党员坐在板车内,围着棉被守夜。村委委员师修庭调低扩音器:“身后700亩地,24小时巡逻,防止点火。”

  “‘禁烧战役’持续1个月,到了最关键的时刻。再坚持几天,麦种播下,干部才能松口气。”毛庄镇党委书记程卫东说。

  因禁烧工作不力,太康县几次被省政府约谈,并被罚2000万元,6个乡镇被通报批评,2名乡镇党政正职被免职,66名党员干部被追究责任。

  问责后的反思

  干部认识不到位、缺少办法,“有苦劳,没功劳”

  9月29日,马厂镇被通报批评。之后,镇长刘相英接着没日没夜投入秸秆禁烧。“全镇干部埋头干,忘记了国庆节,忘记了星期几。”

  为啥被批评?刘相英并不掩饰:“最主要是认识不到位,仅凭惯例抓禁烧。干部缺少办法,导致‘有苦劳,没功劳’。”

  事实上,太康县9月10日进行了第一次禁烧动员。工作部署早,火情却没防住。据环保部数据,9月15日至10月1日,河南共监测到秸秆焚烧着火点18个,仅太康县就有10个。

  9月30日被约谈当晚,县委书记王国玺主持全县秸秆禁烧工作紧急会议,通报干部处理决定,“誓打一场秸秆禁烧翻身仗”。

  “干部没有把秸秆禁烧提到‘生态文明建设’的高度,心存侥幸,缺少抓手。”王国玺说。

  县纪委书记马自成认为,禁烧秸秆虽是环保问题,但根本是作风问题,“几次动员,仍出现火情,说明工作落实不具体,不细致”。

  会后,太康成立6个督查组,明察暗访,不间断巡查;实行网格化管理,县领导分包乡镇,县直单位分包行政村,明确每一地块的禁烧责任人;加大禁烧宣传力度;严格问责,4名处级干部被通报批评;严厉打击,目前行政拘留90人,训诫420多人。

  “对于通报批评,我接受。虽然尽力了,但工作没做好,应引以为戒。”负责环保工作的县委常委、统战部部长张保华说。

  为何屡禁不止

  “秸秆没用了”,农民认为烧了更划算

  因禁烧不力,县委常委会决定,对转楼乡、马头镇党政正职给予免职处理。

  谈起转楼乡原乡长杨华,有乡干部为她叫屈:“禁烧秸秆有诸多不利条件,她已经尽力了。”

  转楼乡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张钦明说,转楼乡种植结构单一,今年玉米种植面积7万亩。按亩产秸秆4000斤计算,全乡产秸秆2.8亿斤。因使用小型机具收割,秸秆未粉碎,地里残留多。

  “群众认识不到位,认为烧秸秆方便种麦,能杀虫卵,烧了更合算。”商岗村农民赵祚明说,他和老伴种了8亩玉米。按亩产秸秆3000多斤计算,产秸秆24000多斤。如果请人用小型四轮车清运,3天运完,每天100元,共需300元。而点上一把火,能省下这笔钱。

  青壮劳力外出,老人小孩留守,客观上导致秸秆清运困难。大型收割机可以直接粉碎秸秆还田,为什么不用?赵祚明说,用大型收割机,每亩80—100元;用小型收割机,每亩40元。按8亩计算,至少省320元。所以,多数农民选择小型机具。

  “最根本的,还是秸秆没用了。”商岗村支部书记李兆帅说,小时候拿着篮子,收集玉米根,晒干了烧锅,现在农民用电、天然气做饭;秸秆以前能沤粪作肥,现在种地改用化肥;农村牛羊减少,秸秆不再是饲料。

  秸秆禁烧期间,杨华吃住在乡里,节假日从不休息。然而,禁烧事故依然没能避免。

  “干部工作辛苦,可方法不对头,又出了火情,只能追究责任。”王国玺说。

  收尾前的坚守

  干部管理到人头,落实责任蹲地头

  独塘乡道边,支起一顶蓝色帐篷。乡党委书记王正义蹲在门口,和乡长李然增探讨下一步禁烧工作。

  李然增嘴唇干裂:“这几天巡查,发现有麻痹、厌战苗头。有人嫌禁烧持续时间长,身心疲惫;有的压力太大,晚上睡不着,只怕有人点火。”

  “加强督导、监管,‘时间上不留空当,空间上不留盲区’。”王正义接话,凡出现秸秆焚烧现象的,处罚该村2000元;对没有焚烧现象的村,每亩奖励2元,并额外奖励2000元。

  “有的干部被通报批评、处分,可能出现消极情绪,也要做好思想工作。”李然增补充。

  时至三秋收尾,太康县提出“不着一处火,不冒一股烟,不黑一块地”,要求干部振奋精神,夺取最后胜利。

  毛庄乡提出“四头”工作法,即宣传工作到户头,干部管理到人头,严加防范抓源头,落实责任蹲地头。“建立禁烧微信群。不定时要求干部自拍工作照,发至微信群,看是否在岗。”程卫东说。

  有驻村干部打出“感情牌”:县粮食局一名干部回老家,任村第一书记。借着中秋节,他自费请村干部吃饭。感动之余,村干部积极动员全村人,支持老乡工作,不烧秸秆。

  有乡镇干部做事“不徇私”:某人点火,被抓个现行,呼喊老舅帮忙。身为乡党委书记的老舅,果断执法,毫不徇私。

  “全县干部舍小家、顾大家,坚守一线,付出了艰苦努力。”太康县常务副县长贾庆伟说。

  治理思路求变

  转变领导方式、改变生产方式才能“治本”

  怎么才能找到禁烧的根本办法?“关键是转变干部的领导方式、农民的生产方式,否则事倍功半。”王国玺说。

  实现突破,首先应分析焚烧秸秆的动机,因人施策。据分析,焚烧秸秆者有“四种人”:一是农民,为了种地方便;二是犁地的农机户,为提高工作效率,多挣钱;三是拾玉米棒的人,为捡拾方便,焚烧秸秆;四是与干部有矛盾的人,故意焚烧。这四种人要区别对待。对第一种人,为其寻找秸秆出路;对第二种人,用市场手段加以控制;对第三种人,宣传教育的同时,加大打击力度;对第四种人,做好沟通交流,改善干群关系。

  出路在哪里?王国玺认为,大型收割机粉碎秸秆,可深耕还田,不仅减少秸秆焚烧,还能改善土质,有利粮食生产。而目前,大型机具使用受到两个限制,一是土地流转规模小,分散种植,使用率低;二是比小型机具使用费高,农民不愿意选择。为此,应推进土地流转,发展家庭农场、合作社,同时建议国家设立大型机具购置补贴。“太康265万亩粮食,如果有3500台大型机具,即可满足使用。”

  “秸秆变‘废’为宝,是另一个发展方向。”贾庆伟说,比如,引导农户、合作社发展牛羊养殖业,多用秸秆饲料。

  农作物套种,能有效避免焚烧。在芝麻洼乡,玉米与辣椒、花生套种,亩收入达到5000余元,而仅种玉米,亩收入不足1000元。“地里有辣椒,农民舍不得烧秸秆。”转楼乡新任党委书记范皓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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